—— 周瑟瑟其人其诗

◎钱文亮

 

　　第一次读到瑟瑟的文字还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武汉。当年诗人钱省要主编一本“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萃精评”，邀了不少在武汉写诗的人参与。样书出来后，周瑟瑟这个女性化的萧索气的怪名字及其细腻、奇妙的文字，一下子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多少年都不曾忘记。然而，说来有点不可思议，虽然瑟瑟和我都在武汉呆了十多年，却始终无缘见面。一直到大概是2005年秋，我才在北京的一个会上第一次见到已经成为IT业成功人士的周瑟瑟，一个浑身带着湖南人火气与豪气的白面长身的周瑟瑟。因为谋面前就已经有好感，有许多共同的师友，又因为瑟瑟身上特有的率性和热忱，我们一见如故；不过，当我们第二次在2008年夏季湖北九宫山诗会上再见时，变身中央电视台某栏目总导演的周瑟瑟却在我的发言后，上来给我三板斧，让我重新见识了皇城根文化带给这个湖南人的变化。

　　因为知其人，再来读瑟瑟出道以来的编年诗选便有所对照，有所会心；又因为瑟瑟写诗的时间与我几乎同步，都是在1985年前后，都亲历过以大学生诗人为主体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和海子自杀后国内诗歌风气的变化，所以读瑟瑟的诗歌编年选，就有一种阅览1980年代以降中国大陆诗歌风俗史的亲切的感觉。

 

 

　　对于像周瑟瑟这样的一批在1980年代中期起步的诗人来说，第三代诗歌运动在很多方面形成和构造了他们独特的生命图式。从很多第三代诗人以及周瑟瑟的浮沉来看，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所流行的诗歌观其实也成为很多第三代诗人的人生观，第三代诗歌运动所信奉的诗歌方式也成为相当多的第三代诗人的生活方式。我认为，第三代诗歌运动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对第三代诗人的人生道路和诗歌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真理观上的不确定性；（二）在人生观和诗歌观上，带有存在主义的过程论和多元的文化立场，重视生命数量上的丰富和原初的直觉体验，对各种诗歌形态和生活方式充满实验、探索的狂热；（三）这是一批精神上的自由主义者，生活中的行动主义者，信奉知行合一、行为艺术；迷信语言也怀疑语言……

　　对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研究，此前的文学史著作大多因为偏重它在美学特征上与朦胧诗的历时性比较和代际区分，而比较忽略从社会学、文化学的层面对第三代诗人群体内部作共时性的分析和对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对于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以海子为代表的一种写作取向与以“他们”、“莽汉”代表的诗歌特征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往往语焉不详。而在我看来，“他们”、“莽汉”代表的平民化、口语化甚至嬉皮化的诗歌特征之所以在许多论者那里被视为第三代诗歌的总体性特征，更具有先锋性，实际上是与“他们”、“莽汉”们背后新兴的市民文化带给国人久违的新鲜感有关，这一类诗歌也呼应了1980年代注重日常感性解放的新的生命美学；而以海子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写作取向，其之所以在当时被奚落、冷落，则因为其诗歌中更多的农耕文化气息和相应的价值观、道德感。对此，程光炜先生在评论海子时曾经指出，“由于童年接受的中国乡村道德教育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产生了强烈共鸣，他建立了荷尔德林式的追索永恒价值的诗歌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蹈而热烈的审美理想”（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310—31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一描述其实也部分地适合于周瑟瑟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

　　从周瑟瑟1985年开始的早期诗作来看，开遍“荞麦花”的“家乡的平原”和乡村的“温暖”、“平和”同样是诗人情感和想象的源泉——在这里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有别于现实主义的直陈其事式的“乡土诗歌”，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对“家园”意象和自然界题材的书写，带有更为超越的“诗化哲学”的内蕴和视野，而这一点又与1980年代海德格尔在中国的影响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的周瑟瑟还是一个流连于“山水之间”的 “干净的孩子”（《田园》）。唯其如此，大地之上的“劳动”和“恋爱”还是那么令人赏心悦目，“穷人的女儿”的美貌还是因为“善良的意图，淡淡的忧郁”……在这个乡村之子的眼中，“洞庭湖一带的女子”是最自由的，“自然界的女子”是“生命中最纯粹的美”；在这样的古典情怀中， “雪肯定下在古诗词上” （《寂寞的雪》），而“诗人即雪”，“雪所照亮之处/无限凄艳” （《雪地一把冷壶》、《雪》）。从其早期诗句中，周瑟瑟的唯美高蹈表露无遗，这时候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饮花食露的人” （《鸟语花香》），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神舞蹈者。

　　在周瑟瑟的诗歌创作中，“雪”的意象一直都是寄寓诗人情感和精神秘密的核心符码。循其诗歌中“雪”的意象的前后期不同使用，周瑟瑟诗歌创作的变化脉络有着清晰的呈现。周瑟瑟早期诗作中的“雪”固然是纯粹的精神的象征，带有自然、洁净、脆弱和唯美、孤寂的古典文化气息，而其后期如《雪灾之年》、《湖南大雪，野兽尽孝》等中的“雪”则直接以其物质性的寒冷表现了诗人的道德关切。不过，因为 “雪”这一自然物质本身的柔弱、易逝和轻盈质地，难以容身于坚硬热闹的物化现实，在周瑟瑟后期的浮世绘式的诗作中，的确是很少出现。

　　当然，早期周瑟瑟古典的“雪上”毕竟还是“现代诗的脚印”，或者说张枣、海子的“脚印”：例如“我坐在崖岩上难以入眠/想起美人雪就落下来”（《冬天不恋爱》），例如“我一生宣扬光明/在漫长的水上呼唤大鸟”、“我日夜思念万物之灵/旷野上美的神光”（《我别无选择》），从这一类诗句，不难看出周瑟瑟早期诗歌写作的精神取向和诗歌趣味。正是通过对张枣、海子这些本土优秀诗人的想象性认同，周瑟瑟建构起最早的 “理想自我”——荷尔德林式的在价值黑夜追踪神迹的本体论诗人：“这一生我不当牛作马/还能怎样体现神的精神” （《尘世的礼物》），“我顺从诗的意志/找到神的居所”（《江湖》）……然而，在无神论的国度做一个这样的诗人本来就是缺乏根基的，更何况写作的救赎价值本身也是可疑的。于是，在1980年代的乌托邦理想遭受全面打击之后的1990年代初，瑟瑟的诗歌中开始出现此前少见的戏谑的语调，诗人角色和诗神缪斯一起受到了周瑟瑟不无苦涩的怜惜：“在美梦里，苦命人/看见我们姐妹/一共九个/像一群妖精”（《妖精，苦命人》）。

 

 

　　不知道瑟瑟具体何时离开武汉、离开诗人的贫穷去体验时代的贫困。如果说，“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在1980年代诗人们的口中还是一句符号化的精神想象的话，1990年代以降，与日益物质化、世俗化的现实生存的贴身肉搏，已经使当年高蹈的诗人们对荷尔德林式的孤独痛苦有了更为切实切身的体验。

　　进入1990年代以后，虽然“那白色的袍子把水分开/还保持着当初下沉时的美德” （《浸入水中的面孔》），但瑟瑟的心态已经明显表现出与1980年代的疏离：“心冰凉，潮湿/仿佛摸到了一块少年的血” （《旧日的居所》），“奴隶啊/我这个哭喊的奴隶”（《青春》），“它们低下幻想的头颅”（《蚱蜢》），“传统的情怀难以持续，这沉寂的乡村已经走遍/叫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如今从你的脸上看到”（《苍白》）。在《杂种》）、《广州》）、《木》、《搏斗》）、《狂暴的手》、《抚摸尸体》和《热血沸腾》等写于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诗作中，瑟瑟此前惯用的自然、朴素的田园意象和充满感动的抒情语句日渐减少，一些凶猛、狰狞的动物形象伴随愤怒、诅咒和无奈的语气开始频频闯入，隐喻着诗人面对残酷的生存竞争时心理上巨大的不适和挣扎。他把自己比作是“抛弃了故乡”也被“故乡抛弃了”的“杂种（《杂种》），因为他的生活现实已经远离早年的“精神家园”；这种生活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因此显得分外惨烈：“荒夜的狼嚎，满目的乌鸦/在我的体内引出回响/我细嫩的肠子挂在大路尽头”（《搏斗》）；在这种生活中，诗人感到：“我内心充满了万丈灰尘/一架囚车/把我拖向地狱”（《热血沸腾》），感到早年耽于幻想的纯情的生命已经面目全非，已经如同行尸走肉，被强大的欲望所主宰：“大豹子，情欲豹子/撕咬我的尸体”（《抚摸尸体》）……很明显，瑟瑟的诗歌为读者记述了1990年代下海的先锋诗人当年相当普遍的内心感受。如所周知，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199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及市场化、物质化的程度远远高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1980年代；而且，因为改革开放激发的启蒙激情和乌托邦理想严重受挫于1980年代末，包括诗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于1990年代市场化、物质化有着矫枉过正般的狂热拥抱。然而，正如瑟瑟诗歌所表露的，这一切并不能完全驱除他们内心的失落和创伤，在一个欲望合法化、表面化并且泛滥化的“生活无罪”的时代，为1980年代所启蒙出的精神个体不可能与现状完全认同，这种现状所导致的就是瑟瑟诗中开始出现更多的“泪水”、“疼痛”。不过，改变还是会不可避免的发生着。

　　据瑟瑟2006年自述，在1990年代中期离开第二故乡武汉之后，十一年中诗人走了三四个城市。而我推测，这几个城市中，对他改变最大的应该是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岭南文化自古就有重视实际、崇尚实用的传统，而“文革”后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开放浪潮更会给广州带来物质化、消费化的文化：“珠江边的美人鱼，广州的女儿/如今双乳被我托住”（《广州》）。从瑟瑟的转身来看，这里也是一个起点。

　　也不知道瑟瑟具体在什么时候闯荡北京并转身成为IT行业的成功人士，并同时成为成功的畅销小说家和媒体人，仅仅从他简介上的种种头衔就已经让人眼花缭乱，让人惊诧这个时代对于一个诗人的角色搅拌和身份混搭。这应该归功于瑟瑟所谓的这个经济发达、文化转型的“暧昧时代”吗？周瑟瑟的经历似乎比其诗歌更能够说明命运的不确定性和人生的复杂性。大概脆弱娇贵的诗歌不能完全承载现实的坚硬与污浊，瑟瑟终于在新世纪最初的几年转向了小说。

 

 

　　周瑟瑟的经历在1960、1970年代出生的这一波诗人中很有代表性：出生于禁欲的六十年代，成长于纵欲的八十年代，外在的生活变化太快，而内心的基础却不断被冲击，这一快一慢的反差不可能令人轻松，何况瑟瑟这样人生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的诗人，疲惫、焦灼之感弥漫于瑟瑟诗歌的字里行间。这种疲惫、焦灼之感同时和中国传统文人困惑于圣贤之道与事功的心态一脉相承：一个具有生命觉识和精神要求的诗人，俗世功名富贵上的成功远非人生的至境。

　　据瑟瑟《松树下》编年诗集，自2002至2004年，瑟瑟的诗歌写作中断了三年。2005年之后，瑟瑟重新开始的诗作与此前有了反差极大的变化。虽然说，瑟瑟1990年代后期的诗歌即已开始直面生活的阴影和“飞过睛空”的“乌鸦”，但“现实”、“生活”在那时的瑟瑟那里还是被作为某种否定性的力量受到一种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握。而瑟瑟进入新世纪的诗歌写作，显然摆脱了那种对于生活的单一而模式化的整体性想象，呈现出了现实生活的多重维度和复杂内蕴，表现出诗人在当下这一“暧昧时代”的迷茫和焦灼。这一转变的发生显然来自于周瑟瑟从浪漫主义诗人到现实主义商人的身份转变，在这一转变中，瑟瑟与现实的贴身共舞以及随之而来的体验和感受肯定会冲击以至于颠覆此前许多的观念和判断，他开始一反此前要么歌颂要么批判的对付现实生活的简单方式，开始以戏谑、反讽、自嘲、恶搞和各种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处理时代的混乱和生存的似是而非，并且依然站在诗人的立场、故乡的立场和1980年代所形成的精神性价值立场，撕扯开当下社会生活虚假的意义面具，表达着诗人内心在此匮乏时代没着没落的焦灼和挣扎。这一类诗歌中，我以为，《鬼迷心窍》、《淑女是什么？》、《山下法庭》、《朋友之死》、《圣人》、《箴言》、《中关村的乌鸦》、《鸟粪之歌》、《青春破》、《春天》、《春天怯》、《隐士的美学》等，真实地记录了瑟瑟这一段的心理状态。

　　于是，读者会看到瑟瑟的诗中越来越多的描写自己的读书生活以及与以往经典的对话，从《圣经》到杜甫，瑟瑟有点“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意思，入世越深，对人生、世界和命运之类越容易与先贤大哲产生认同和共鸣。阅读这些诗，更容易让人忘记瑟瑟作为一个成功人士外在的风光和潇洒，体会到瑟瑟作为一个诗人面对生存斗争中混乱残酷和荒唐时的愤怒、辛酸和无奈，从一定程度上，瑟瑟的这些诗写出了第三代诗人与转型时代交战中的心灵史。

　　在瑟瑟近年的诗作中，还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地写到“和尚”、“居士”和“道士”等人物以及诗人与这类人物的交流、对话。在这些类似于观光游览的题材中，瑟瑟似乎对寺庙塔院这类宗教圣地情有独钟，而且对其中宗教人士的生活方式、生命方式不无欣羡和追慕。这种现象只能解释为瑟瑟对早年精神情结的复活或回归，也是中年人历尽人世沧桑后对生命的反思，正可谓：“莫道世事多艰困，水穷之处白云飞”。

　　在总题为《松树下》的编年诗集中，虽然收集的是瑟瑟多年积累的诗作，但题名反映的却是瑟瑟近些年的诗思与诗路。其同题的单篇诗歌《松树下》，的确更清晰地表达出诗人在沉重的肉身渐趋衰老之后、在饱经世俗欲望的幻与灭之后，一种皈依自然、以爱为道的中西合璧式的精神指向：

松树下，肉身衰老

散发山中老虎逃脱世事的味道

野兽沉默如我的亲人，我生气的父亲

进了深山

冬天多事，心中的怨气平静

进了深山。我的头颅在鸟声中清洗了三遍

在松树下裸体，做爱的念头早就没有了

做人的念头也淡了

清风的教诲，松树的恩情

我不可能全部领悟，但我发现我的须发全白

痛楚全没了。只有爱，只有爱的浮云

在山谷呜呜奔跑

好像我是个负心郎，人世的不孝之子

 

 

　　在世俗生活中，周瑟瑟无疑已经是一个成功者。这个同时兼具跨行业角色和身份的中年诗人，其本身就体现了当下中国文化的奇异景观。不过，在一个普遍缺乏规则的社会中，成功的代价往往是高昂的。在此过程中，瑟瑟本人已经充分感受了这个时代的荒诞与无聊，并且在诗歌中对此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调侃和恶搞，以至于在很多诗作中诗人自己也成为消解的对象与材料，令人看到诗人在破碎的场景中如何在艰难却是急切的辨认曾经的自我，如何在不可忍受的荒诞中努力地要活出意义来。从这一方面说，我把瑟瑟近年的寻古访幽、见贤思齐——包括《向杜甫致敬》的系列组诗和长诗《隐士的美学》、《广成子，神仙生活》，包括近作《赵州桥》、《老禅师》、《达摩》、《雕版博物馆》等，以及瑟瑟直抒胸臆式的对故乡、传统、亲人和中国情怀的深情回顾——例如《芭蕉》、《自然》、《性本爱丘山》、《草木心》、《水仙道院》和《弯曲的铁桥》等，看作瑟瑟对自我的修复和提升。在这些诗歌中，瑟瑟将其早年所擅长的超现实想象结合于跨时空跨领域的后现代式拼贴对位，由此而产生的就不仅仅是美学效果上的饱满张力，而更多呈现出诗人丰富的心智和穿透世象的精神洞察力，大有陆机之所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气势和灵动。于是，那个被余虹的《思与诗的对话》和海德格尔启蒙的周瑟瑟，那个饮花食露的唯美少年周瑟瑟，又重新回到朋友们的视野。

　　原来，作为写过《天问》的楚诗人的后裔，周瑟瑟一直不曾离开：

今夜我要在漆黑的山林里诵经

为一切苦难请命，不管是蟒蛇还是蝴蝶

我现在要做的只是赤脚从柴草上踏过

背着米、盐、家书，手电筒留给蟒蛇紧紧搂抱

借着终南山秋冬的月光

我试着羽化登仙，把群山里破旧的寺庙

看成一个远古朝代的缩影

 

（写于2009年11月至 2010年7月25日沪上桂林西街）

 

 

　　钱文亮简介 ：钱文亮，男，河南罗山人。1965年10月生。1985年大学毕业。2003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大学期间开始在《飞天》“大学生诗苑”、《星星诗刊》等处发表诗歌，并与友人组织“远方”诗社。毕业后从事过电大教师和杂志、出版社编辑等工作。曾策划 “怀旧丛书”、《在北大课堂读诗》等，主编《老玩具·老游戏》一书。

　　自1990年代开始涉猎当代诗歌批评、胡风研究和文化研究等领域，迄今已在《光明日报》、《读书》、《江汉论坛》和《文艺争鸣》等处发表论文数十篇，有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曾承担国家“九五”社科项目“胡风论稿”课题（与范际燕先生合作），有专著《胡风论——对胡风的文化与文学阐释》（合著）、《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出版。自2009年开始，先后主持国家哲社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哲社项目和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等。现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为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中心研究员等。